编者按
2015年9月17日，百岁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外语系老教师吴宁，将60万元积蓄尽数捐给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这笔积蓄，是老人与丈夫省吃俭用积攒数十年而得。每一分钱，都见证了老人清苦的日子，承载着她对中国教育事业的一片赤诚、对学生的满心关爱。它的分量，已远远超出了其原有价值。
吴宁
为教育倾其所有
■ 刘明童
岁月在她面前淌过了百年，留下的是一颗不染尘垢的心。
初秋的那天上午，当百岁的中国科学大学外语系老教师吴宁完成了60万积蓄捐赠仪式后，她给人的感觉是如释重负。在为教育事业奉献了一生年华后，终于，将自己与亡夫的平生积蓄也尽数捐献给学校教育基金会。仿佛，她的一生便只为着教师这个使命，倾其所有，在所不惜。
国科大离退休办主任与吴宁老师交谈
“挤”出的钱
“不忍心想，这些钱她是怎么挤出来的”，吴宁的老同事陆铭在谈到这捐款时唏嘘道。“挤”这一字，毫无夸张。吴宁老人膝下无子女，丈夫于1997年先她而去，经济来源只有退休金与丈夫的抚恤金。吴宁老师在退休前是讲师，退休金也是可想而知的微薄。
可她硬生生“挤”来了这些积蓄。老人这些年的生活用“省俭”二字也不足以形容。曾因青光眼而双目失明的她，没有雇请保姆，只请了一位小时工每天做顿中午饭，平时的生活起居皆是自己一人摸索着完成，自己叠被子、把家里收拾的十分整齐。每天中午，小时工来到家里，吴宁老师便让她拿些钱买一点菜回来做饭，老人虽然看不见，却能够把钱依照面额分门别类的排在一起、摆得工工整整。而晚上，老人便自己把中午剩下的饭菜用微波炉热一热作为晚餐。
曾有一次，吴宁听说附近一家叫“好嫂子”的餐馆可以点外卖，她想吃排骨，便打了电话询问店家。排骨36元一份，吴宁又接着问有没有小份的，店家说有，但要附加一笔配送费，为了节省，她最终还是没有买。
吴宁对于生活的要求非常低，家中的沙发已经坐了十好几年了，她也舍不得换个新沙发。由于洗脚不方便才想着拜托同事帮她买一把椅子。平日里，连吃一次鸡中翅，也要仔细叮嘱小时工只做4个或6个，“我一顿只吃两个，这样可以分两三顿吃完”。当老同事问她这个月需要帮她开些什么药，她总是说:“不要，还有”，当身边朋友建议她吃些保养品，增强身体免疫力时,她也会以“不要”来拒绝。
而当国家出现灾害时，她都会捐款。由于自己行动不便，她便拜托老同事葛瑞禾帮她把钱捐出，每次都要千叮咛万嘱咐:“不要留我的名字”。那些寄回的感谢信，葛瑞禾都替她保留着，上面记载的每一笔捐款都是不小的数目。
这一次，她将全部的积蓄尽数捐献给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自己不留分毫。人们都劝她留下一点，她说不用，自己有退休金就够生活的了，“人家比我更需要（这些钱）”。
吴宁老师的退休金并不多，她曾主动放弃了评教授职称的名额，以致一直领着讲师待遇的退休金。吴宁出身于书香门第，于解放前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有很高的学识和修养。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供职期间，吴宁本可以评上教授，却因为考虑到老伴想回北京而放弃。“我占着名额不好，也不能为学校做贡献，留给年轻人吧，”如是让了两次。职称评定对于做学问的人来讲，是最大的学术认可，可以想见，这个老人实在放弃了太多。
后来，她调到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前身），年纪也大了，便一直在英语系干着教辅工作。在当时有“按级别补发工资”这一说，可以按级别拿到行政待遇，吴宁老师也以“时隔这么久，算了吧”，平平淡淡地回绝了多领些“补给”的机会。“他从来不争名利，我们这些人的（资历学识）都不如她，工资却是她拿的最低。”陆铭说。
吴宁老师将存折交给国科大居委会主任王建军
心如晶石，纯粹一生
吴宁对名利二字看得极淡，她本身就是一个纯粹的人，老实本分地接人待物、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
吴宁从来不说假话，即使是无关痛痒的那种。葛瑞禾回忆道，文革时，规定人们每天早上都要念毛主席语录、祝毛主席万岁、唱《东方红》，每周一还要挨个向工人宣传队汇报。不管你有没有真的唱《东方红》，只要汇报一声“唱了”，这事儿就算交代过去了。待轮到吴宁这儿，“我没有唱。”问她为什么，她说，“我怕我自己在家里唱歌，邻居听到了以为我神经病。”这句话，现在看来令人啼笑皆非，在当时，却是上纲上线的事，吴宁也因此被打为反革命，令人唏嘘不已。
那时的吴宁已经50多岁了，被下放到农场干活时，还要和农民一起挑担子、担河泥，她都一声不吭地干。也不是没有偷懒的办法，老人们若是推说牙疼，便可以坐车去镇上的医院看牙，避过一天劳作。可吴宁一次都不肯这样做，因此不曾有一天休息。
之后，她从安徽调到北京。那时的住房资源非常紧缺，吴宁是老实人，不会拍马屁、做工作，所以她分到的房子是别人挑剩下的，那间屋左边是水房，右边是厕所，半面墙都是湿的。甚至屋里的暖气也不管用，冬天，吴宁和老伴只好生炉子。有一天晚上生炉子用的煤气泄漏，第二天人们发现时，她和老伴已经快不行了。后来中科院盖了一批新房子，她分到的也是最小的一间。
在学校，吴宁即使干着教辅工作，也和从前一样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有时工作需要她中午留下来处理一些事情，她就主动放弃中午的休息时间 ；有时系主任出差，接待外教的任务都是由她完成。“只要把工作交给吴宁，就可以放心了。”这是当时的教务处主任对她的评价。
吴宁那老实本分的性格，甚至会让她受到欺负。有一回，老人发现家里的冰箱发出的噪音太大，就打电话找人来修，那些修理工欺她眼盲心善，来修了好几次，总也不给她修好，来一次就拿一次的费用。当时陆铭老师住在她隔壁，陆铭的儿子有一天回家，得知了这件事，刚好他对机械修理略有涉猎，就去了看了看，动手摆弄了几下，冰箱就没了噪音。
她虽为人老实，却并不糊涂，考虑起事情来极尽周全。在9月的捐赠仪式中，吴老在结束了一系列捐赠流程后，说了一句出乎现场所有人意料的话，她说，“我死后，我的抚恤金也全捐给学校基金会。”老人为教育奉献了一生，又将她和老伴尽力积攒的全部积蓄、甚至是抚恤金都尽数捐给学校，令人感动、敬佩。
一心为人的执念
生活施之以风，岁月摧之以雨，吴宁一一熬过，因而有了远超常人的坚韧性。
就在前几年，吴宁老人曾将肋骨摔断过，她仅在医院住了几天，就坚持要办出院手续。老同事想给她请护工来家里照顾她，她也不要。想象一下，当时年近百岁的老人每天忍着疼痛，自己起床穿衣、打理卫生，还要摸索着到厨房的拐角处，从冰箱里拿出饭菜用微波炉热来吃。大家劝她请个人来照料起居，她亦轻描淡写的以“没事，我已经习惯了”一句带过。她的小时工好意提出过，让吴老师在她中午来了后洗澡，这样她还能帮个忙照看着，吴宁亦婉拒了她的好意，坚持自己照顾自己。
“去看吴老我都不敢早去，不然她得用两三分钟摸到门那儿开门，万一磕着碰着呢，”陆铭说，“我一般都11点以后
去，那时候小时工正好在她家，可以给我开门，看她快吃饭了我就离开。”
吴宁的丈夫张永懋，毕业于清华大学，曾是中国人民大学教师，于1997年去逝。吴宁与张永懋在年轻时是自由恋爱，结为伉俪后亦琴瑟和谐、情意深重。张永懋离世时，朋友们都怕吴宁承受不住打击，但她却只是沉默着，不愿麻烦别人来家里陪她。
吴宁从不愿意让朋友为她付出什么，对待朋友，却又是全心全意地付出。
陆铭回忆，来北京后，吴宁和丈夫由于家中无子女，所以生活费相对充裕，每次吴宁外出去西单、王府井办事时，都会把她拉上，请她吃点好吃的。为朋友,她总是想的十分周到。可以说，她的心里装的都是别人，为朋友尽心尽力，为教育倾其所有。归根结底，都是从她纯粹的灵魂中孕育的爱。
吴宁经历过新中国最艰苦的日子，她记得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刚建校时，“有一个学生没有鞋子穿，每天都光着脚上课，同学问他为什么，他说只有一双鞋，舍不得穿”，“那时候学生刚开始学英语，我们都从ABC教起，每天早上学生们都会早起在操场上大声念英语”。条件艰苦，学生皆视知识为珍宝，教师们也不遗余力地将其传授。这在吴宁心中，怕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珍贵回忆。
她把积蓄捐给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她说，“他们比我更需要。”这是源于吴宁对孩子们的爱、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愿景，教育二字已经融入了她的生命。
吴宁，用一生诠释了教师的精神，是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从容奉献。她以身作烛，照亮了下一代的未来。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