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适值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九十周年诞辰，民建中央、学术机构、风投界等社会各界将举办贯穿全年的系列纪念活动。成思危基金设立的"成思危全球奖"、"成思危教育奖"、"成思危社会企业奖"的历届获奖者、海内外知名学者及先生生前亲友纷纷提笔撰文，通过跨越地域与时空的缅怀文字，再现这位中国风险投资事业奠基人、虚拟经济理论开创者的治学风范与家国情怀。
成思危基金特别策划"对话思想传承者"项目，将通过深度访谈素有"发展中国家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的TWAS成思危经济科学奖得主，梳理成思危先生的学术思想与精神遗产。自1月25日起，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官网、官方公众号和媒体平台将每双周发布纪念专稿，这些承载着学术记忆与社会思考的文章，最终将汇集成《成思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文集》，为后来者提供榜样的力量。
今日推出的纪念文章《孤例亦有光——忆我的导师成思危先生》，出自成思危先生的学生、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龙大伟博士之手。让我们共同品读这篇凝聚智慧与深情的纪念佳作，在追思先贤中奋进。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成思危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但先生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却从未在我的记忆中褪色。每当我在事业中遇到困惑和挑战时，总会想起先生那高大的身影和睿智的目光。
2011年秋，我的人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交汇点。一方面，我主导推动的公司跨境并购项目进入了关键的签约阶段；另一方面，怀着对成先生的无限敬仰，我考入了中国科学院大学，有幸拜入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一边是纷繁复杂的商业实践，一边是渴望系统提升的理论追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先生以其特有的学术智慧和人生洞见，指引我完成了一段从实践困惑到理论突破的学术旅程。
博士论文选题阶段，我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多年的企业实战经验让我对并购尤其是跨国并购中的资产定价问题有很深的感触，但当我试图将其转化为学术研究时，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跨国并购，特别是协议收购的定价过程，大多涉及高度的商业机密，其详细的博弈过程、财务数据和估值模型等核心资料，几乎从不公开。我耗费了大量时间，却只能找到一些零星的、经过“包装”的公开信息，根本无法支撑起一项严谨的实证研究。面对寥寥无几的参考文献和巨大的数据缺口，我多次萌生放弃这个选题的念头。
在选题报告会上，我向成先生坦陈了我的困境。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先生当时的反应，他没有丝毫的否定或不耐，而是平静地听完汇报后问了我一个问题：“你在企业做并购时，定价依据是什么？”我对这个问题真是有太多话可说了，我正准备回答，先生却打断了我的话头。他说：“你看，你所认为的劣势恰恰是你的优势。”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公开数据难找，是这个领域的普遍难题。但你和别的学生不一样，你有多年企业经营和跨国并购的实操经验。你手头正在进行的这个并购案，不就是一个最鲜活、最完整的研究样本吗？”他鼓励我，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独特优势，以亲身经历的并购案为基础，进行深入剖析，将数学模型和实证分析相结合，从而为类似并购问题提供可供借鉴的科学工具。“不要怕样本少，”先生的话语坚定有力，“学术研究不仅需要基于大样本的统计归纳，也需要小样本的深度挖掘。如果能把一个案例的内在机制、博弈过程、定价逻辑研究透彻，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让后来者不再打‘糊涂’仗，那么即便是个‘孤例’，其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也是巨大的。”
先生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瞬间驱散了我心头的迷雾。我豁然开朗，原来我一直苦苦向外寻求的钥匙，其实就握在自己手中。先生的指导不仅解决了我的方法论困惑，更重要的是重塑了我的研究信心。在那一刻，我对先生那种“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有了最真切的体会。
这次谈话之后，我彻底坚定了研究方向，将论文研究聚焦于“企业协议收购博弈定价问题”。我开始系统性地整理公司并购项目的一手资料，在不泄露商业机密的前提下，对谈判的每一个环节、每一次报价的背后逻辑、每一轮博弈的策略调整都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我的同事们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帮助我还原了许多关键的决策场景。研究过程虽然依旧辛苦，但一想到先生说的“孤例也有意义”，我的内心就无比踏实和笃定。
2015年7月，当成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时，我正在撰写论文的关键章节。悲痛之余，我更加坚定了完成高质量研究的决心，因为这是对恩师最好的纪念。在魏先华教授的继续指导下，我的博士论文最终完成。在论文中，我从并购案的一手资料出发，结合实物期权模型以及基于期望效用理论和讨价还价博弈理论的交易价格定价数学模型，提出了海外并购企业协议收购交易价格的形成机制和定价方法。我的论文在答辩中获得答辩委员会全“A”的评价。评委们特别肯定了该研究将实践经验与理论创新相结合的特色，而这正是成先生最初指引我的方向。
回顾这段研究历程，成思危先生对我的影响远不止于一个具体的选题指导。现代科学哲学研究揭示，知识创新往往诞生于经验与直觉的辩证互动。正如爱因斯坦曾指出，在拥有大量现有知识和创造新知识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任何必然的逻辑关系，而只是一种非必然的、直觉的（心理的）联系。这种认知模式与成先生指导我的研究路径不谋而合。他教会我，学术研究必须从实践中凝练真问题，再通过理论创新实现对实践的超越性指导。即使是微观个案，只要紧扣现象背后的本质，突破数据局限，便能提炼出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框架，产生学术价值。这种务实创新的学术品格，正是成先生一生治学的写照。作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他的理论创见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孤鸣，而是源于对中国经济转型期的深刻洞察，通过理论建构突破认知边界，最终推动实践升级。
孤例亦有光，微言足千秋。先生虽已远去，但学术之路，贵在真诚，重在坚持，成先生的教诲将如灯塔般照亮我的前路，如金石篆刻般永远铭刻在我的生命里。
龙大伟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